上回講到明朝曾經有過針對“搗巢日本”的完備的作戰計劃，但因種種原因而被迫擱淺，反受其咎了。
同時，他吸取張文熙被彈劾的經驗。許孚遠在奏疏中還著重辯駁了時論所擔憂的軍費和航海風險問題，並指出不應該以元朝徵倭敗績舊事託為藉口（其對元朝徵日的問題分析在今天仍然有些借鑑價值）。
許孚遠的奏疏在呈報朝廷後，其方略中的“用間”、“備禦”兩項當即被採納，而“征剿”則因為時機不到而被暫時擱置。但總的說，《請計處倭酋疏》的提出，可視為明廷東征日本戰略的成熟計劃，可付諸實踐。
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因為東征構想的最終結果還是胎死腹中，畢竟誰也沒有想到，這股“東風”會因為朝鮮戰場上南原失陷的慘敗而被最終擱置。當然了，明朝援朝抗日前後打了七年，消耗巨大啊！
萬曆二十五年（西元1597年），在朝鮮戰場上，明朝將領楊元所部三千兵馬拒守的南原城遭到近六萬日軍圍攻。第二年，南原城失陷。南原之敗“亡官軍二千七百，馬三千四百”，這是明軍援朝少有的慘敗！
但是，明廷高層並未因此而畏懼。相反，明廷一邊調軍入朝鮮再戰，一方面重新拿出了塵封已久的“征剿日本”之策，打算來個“圍魏救趙”，畢竟在朝鮮戰場上與日本鬼子消耗了那麼久，已感覺財政頂不住了！
萬曆二十六年（西元1598年），御史徐兆奎上奏，提出了征討日本本土的“搗巢之策”：“朝鮮閒山失利，東方亟索舟師，閣臣議募閩省慣海商船以資防剿。御史徐兆魁言其不便，議欲選兵繇陸而行，並委道赴淮造船，兼議搗巢之策。”這說明各地官員得知到朝廷財政困難，覺得可用別的辦法嘗試直接出兵日本。
兵部覆議之後，在徐兆奎的建議基礎上，又進一步完善，“至於關酋背道逆天，虐用其眾，聞各島憤怨，已非一日，糾合出奇誠因勢利導之策也。
舉事莫先於浙，尤莫便於閩、廣，以曰本多兩省之人，可以響應，兩省多近洋之國，可以結聯，加之商販雜出其間，可以別用，是在各督撫同心秘計，隨便酌行，如忠義可鼓，勿待正兵，事機可乘，勿待奏報而一切假之便宜，勿以議論束縛，致令制肘。上是其議。”由此可見，兵部複議得到了萬曆帝的首肯。
由此可見，東征日本本土的“搗巢戰略”被正式敲定，並進入了初期實施階段。此次的“搗巢之策”注意事項主要包括：其一，確定實施主體為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其二，聯合日本地方大名、在日華人、往來海商、近洋諸國；其三，給予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在組織人力物力財力兵力討伐日本時的絕對自主權。
以上三點均得到了萬曆皇帝的首肯。由此可見，這一次的“搗巢之策”明顯結合了前面數次“搗巢戰略”的特點，比如以東南沿海諸省為主力，發動可團結的藩屬國力量，以及利用日本國內軍閥割據的緊張局勢。
同時，為了“搗巢方案”能順利實施，明廷也實行了多項舉措，可概括為三點：首先，浙粵易帥，調熟識島情的廣西總兵童元鎮到浙江，接管浙江防務，負責泛海登陸日本一事；其次，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四省重新開展對日間諜活動；最後，南京兵部右侍郎許孚遠於南直隸募兵選將督造戰船以備出征。
然而，就在實施第一項的時候，廣西發生了瑤族叛亂，而廣西巡撫戴耀奏題，暫留總兵童元鎮，請求“待猺賊事寧赴浙交代”。浙、粵易帥的計劃也暫時擱淺，但第二項和第三項均得到穩步實施，尤其是重新開展的對日間諜活動，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朝鮮戰局繼續僵持，或許泛海登陸計劃便會進入實施階段。
但是，隨著豐臣秀吉病逝，在明軍如秋風掃落葉的攻勢下，戰局已定，勝負已分，而大舉進攻日本本土的方案就此被擱淺了。或許在後人看來，這時候正是“搗巢日本”的最佳時機。
然而，根據《萬曆援朝之戰時期明廷財政問題》統計，在“七年抗戰”中，明朝在朝鮮半島先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光是錢就投入了兩千萬兩的白銀！而在貴州播州方面，楊應龍動作頻繁，西南局勢愈加緊張，再有兵部尚書田樂所主持的松山新邊急需軍費。相比之下，已經退兵臣服的日本再無征討必要。所以，哪怕明廷仍有能力支援一場泛海登陸作戰，也不會去實施，畢竟此策的風險與代價實在太大。
最終，這項本可以載入史冊的宏偉戰略，卻被塵封於史料之中，逐漸被人所遺忘。直到數十年後，才被萬曆皇帝的孫子之一崇禎帝朱由檢重新拿出來審視，覺得有必要去征服日本，畢竟日本人太狂妄自大！
當然了，此時空的崇禎帝並非“凡人”而是“金丹真人”，修為達到了“真丹後期大圓滿”境界，但想要“碎丹成嬰”並突破到更高層次的“元嬰期”，就需要大量的修煉資源，而“民心善念”和“香火願力”首當其衝！這就要求他在不得不盡快改善天下萬民的生活狀態時，而且還要防止那些海量“假錢”（重晶石）提前露餡。
否則，“朝廷造假錢”的傳言一旦坐實，崇禎帝的大明朝廷就會信用崩塌，屆時就不是天下動盪和民不聊生那麼簡單了。而解決問題有效的辦法就是向外界掠奪海量真金白銀來替換掉自己師父“催沒弟”用法術幻化成海量白銀的“重晶石”（硫酸鋇）。在當時，世界上有兩大白銀產地，一個是南美洲，一個是東亞。
此外，朱由檢的哥哥朱由校所修煉的“鬼道”、“嫂嫂”們修煉的“妖術”都需要吞噬大量的屍體和魂魄來提升修為，以便快速進階。因此，朱由檢作為明朝皇帝，於情於理，於公於私，都不得不盡快發動對外戰爭，而入侵日本則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因為日本不僅生產白銀能解決明朝財政危機，而且人口不少。
其實，自從秦朝建立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大一統的集權制國家。作為一個統一而遼闊的國家，其所帶來的龐大市場規模，對發展商品經濟有著極大的利好，關鍵就是看朝廷在市場經濟調控中扮演什麼角色？
自秦漢以來，儘管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都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但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是處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從西漢“張騫通西域”到唐朝設立“安西都護府”期間，大量的金銀、寶石和香料等稀有產品從“絲綢之路”流入中國，加速了古代中國社會的“貴金屬”積累，直到宋朝時已經零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因“錢不夠用”，故北宋不得不以朝廷財政為擔保，向民間發行“紙幣”（“交子”）進行大型商業貿易。而稍後的“金朝”和“南宋”也苦於黃金、白銀等貴金屬供不應求，不得不繼續發行“寶鈔”或“寶券”來強制流通。
但是，後來的元朝統治者未意識到“紙幣”的發行量必須建立在朝廷對貴金屬數量的掌控之上，便隨意發行紙幣，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使國家財政崩潰，經濟危機到來，百姓民不聊生，只好造反，推翻朝廷！
於是，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雖然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只能透過各種高壓政策來打擊貪汙腐敗行為，目的便是將整個天下的財政大權等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濫發紙幣，堅決用糧食來做一般等價物。
所以，明朝官員的“俸祿”（“俸錢”和“祿米”）都是用糧食來計算併發放，因為“銀子”不夠用。當然了，朝廷也曾考慮過是否要用“銅錢”來支付開支，但考慮到“銅錢”的面值太小，購買力不強，於是只好作罷了。
到了後來，明朝不得不重新開放“海禁”來與外國做貿易，希望能得到足夠多白銀來流通到市面上，以便維持經濟平穩執行，也方便自己收稅，讓財政繼續運轉，因為中國從古到今都很少出產金銀等貴金屬。
於是，繼“鄭和下西洋”後百餘年才趕上“隆慶開關”，使明朝周邊區域貿易、長途貿易，乃至對外貿易都變得十分的興盛起來。儘管朝廷在此期間也收到了不少“稅銀”，但依舊杯水車薪，因為偷稅漏稅太嚴重！
但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銅錢為本位”的國家。雖然“銅錢”是一種賤金屬，只能滿足民間零碎的交易活動，但對於大規模貿易來說卻極為不便，故而使“銅本位”的貨幣體系反而極大的制約了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古代中國必須找到另一種合適的貴金屬來做“本位貨幣”，而黃金雖好，但數量太少！
而中國之所以使用“銅錢”來作為主要的流通貨幣，就是因為中國一直以來是一個貴金屬十分缺乏的國家，尤其是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儲量稀少，往往只被用做貴族的財富象徵，而不用於普通商品流通買賣。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近兩千年！直到明朝時期，因為大西洋彼岸的一場“殖民主義擴張”浪潮，將中國古代社會極大程度地捲入世界市場之中，才讓中國社會的“貨幣體系”因此從“銅本位制”變成了“銀本位制”。
在明朝立國之初，明朝就構建了一套“錢鈔本位”的貨幣體系，即以“銅錢”和“寶鈔”（紙幣）作為主要流通貨幣。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間鑄造了“洪武通寶”，俗稱“洪武錢”，依舊沿用了歷朝歷代傳承的圓形方孔錢。同時，明太祖還仿照元朝的“寶鈔”，發行了“大明通行寶鈔”，作為大額結算與對外貿易，與銅錢並行。
所謂寶鈔就是一種紙幣，但明朝在發行“寶鈔”時，並未制定相應的準備金制度，使得“寶鈔”從一開始就不能作為真正的價值符號，而僅僅是官府以國家權力造出來的一個對民間進行經濟剝削的貨幣工具而已。
因為盲目濫發，使明朝的“寶鈔”一度淪為廢紙，就像當年元朝發行的“寶鈔”一樣，即使堆積在道旁也沒人去在意它。等到明中期，明朝的“錢鈔本位制度”已接近崩潰的邊緣，正迫切需要改善財政與金融系統！
而明朝官府為了挽救朝廷信譽，也開始大力執行“回籠政策”，即透過增加稅種、罰款等名目，希望將超發的“寶鈔”收歸官府，降低通貨膨脹，以維持全國市場經濟穩定。但是，這樣的政策對經濟的長遠發展損害巨大，因為沒有足夠多的貴金屬來給“寶鈔”兜底，當然就不能讓“錢鈔制度”起死回生，形勢異常嚴峻！
從明英宗一朝開始，明朝就準備著手改革“錢鈔本位制度”了，於是才推出了“金花銀”，作為財稅手段。
“金花銀”是明朝稅糧折收的銀兩，主要用於皇帝賞賜，折放武官的月俸。其原意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銀兩，又名“折色銀”或“京庫折銀”。由於明初征收賦稅主要是實物，因此，也僅坑冶稅才有金、銀上繳。
夏稅、秋糧折收金銀，惟在陝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費用間亦取於其中。永樂遷都後，京師官員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領俸米，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有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於民於官均不利。
為解決這一問題，宣德時的“江南巡撫”周忱乃請檢重額官田、極品下戶稅糧，准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充俸，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是明朝“賦役折銀”政策的開端，自此，明朝的“貨幣體系”開始從“錢鈔本位制度”向“銀本位制度”轉變。而徹底轉變，則是後來萬曆朝首輔張居正所實行的“一條鞭法”去了。
由於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貧銀國家，銀礦主要分佈在浙江、福建、湖南、雲南、四川等省份，但這些省份的銀礦儲量微小，開採難度大，使得其產量根本不能滿足當時明朝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比如，在明朝初年的時候，各產銀省的白銀產量各自只有兩、三千兩上下，到了永樂年間，各省產量最高才只有九萬多兩白銀。即便到了宣德年間，明朝白銀產量達到歷史最高，但十年累計產出白銀也才二百九十萬兩。
這樣的產量對於明朝這樣龐大的經濟體量來說實在太少了，因為明朝每年的財政開支就高達五六百萬兩白銀！到了明朝末年，白銀產量暴跌九成，但財政開支卻不斷擴大，僅遼餉就要耗費白銀九百萬兩了！
明朝白銀缺乏到了這個地步，哪來的底氣推行“銀本位制度”呢？答案是“海外貿易”了，因為透過海外貿易，能使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明朝），使得明朝有了足夠多的白銀來推行“銀本位政策”，以改善財政。
即使是明朝國內白銀產量最高的十五世紀初，其國產白銀僅佔明朝國內市場上所流通白銀總額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海外輸入的白銀，在明王朝的白銀總量中所佔比例，常年維持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那這些從海外流入的白銀都是來自哪裡呢？毋庸置疑，從南宋開始，中國市場上的白銀就主要來自海外貿易，其中與東洋日本和西洋大食（阿拉伯）的貿易中，主要進口商品就是白銀，其次是黃金和香料。
至於“寶石”，在排在“香料”之後，因為“香料”還有多種藥用價值，而“寶石”只能作為觀賞品、裝飾品和收藏品而已。但到了明朝時期，中國的白銀輸入地主要三個：一個是歐洲，一個是美洲，一個竟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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