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與朝臣們在“朝會”上討論了不少事情，而徐光啟則憂國憂民地向皇帝提出長遠計劃。
“啟稟皇上！老臣以為既然‘工部尚書’一職未定，不如讓一些實幹家們來輪流擔任如何？”徐光啟小心翼翼道：“老臣以為西洋人傳教士們就很合適，比如微臣的老師利瑪竇，畢竟自古以來都是舉賢不避親嘛。”
“哈哈，你呀你，倒是挺直接了當的嘛？”崇禎帝端坐高位，環顧殿中眾臣工道：“諸位愛卿以為如何？”
“皇上不可！”、“皇上三思！”、“是呀，皇上難道忘了聖人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眾臣大驚。
“哈哈，朕乃一國之君，只敬天、地、鬼、神和祖宗。若聖人之雲對朕有用，朕便敬他，否則，就……嘿嘿。”崇禎帝不以為然：“太祖皇帝有云：‘胡君有德，可治中華’。同理，朕為何不能讓胡人為我所用？”
“呃……這個，皇上雖言之有理，但西洋番鬼並非胡人，而是貓呀狗呀豬呀羊呀這些畜牲們變的，否則怎會高鼻深目？抑或紅髮赤須？”不少大臣緊盯著“工部尚書”空位嚷嚷道：“更何況西洋番鬼文法不通，橫行霸道，恃強凌弱，不講道義，且所尊邪神竟謊稱宇宙唯一，藐視皇權，故曰番鬼不能算人，只能算妖孽！”
“呃……諸位同僚，此言差矣！”徐光啟見不少“東林黨”大臣一窩蜂群起而攻，於是皺眉爭辯道：“西洋人篤信上帝，乃追求‘真善美’，何罪之有？而諸位同僚口口聲聲說要做謙謙君子，可真正能辦實事者幾人？”
“你？徐光啟，你胡說八道！”、“徐大尚書此話何意？莫非瞧不起我等同僚？”、“就是嘛，整天跟番鬼佬混，自降身份，哼！”、“徐尚書怕是覺得我等不配同殿為臣吧？喋喋……”同僚們開始對徐光啟口誅筆伐。
崇禎帝朱由檢及其後妃們端坐高位，看著殿中一眾臣工們彼此攻訐，雖然很是無語，卻也不著急打斷，畢竟帝王們都善於搞平衡術，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大臣們一直互相爭鬥，以避免其聯合起來對抗皇權。
“好了，肅靜！”崇禎帝端坐高位，面無表情地環顧眾人道：“眾卿說的都有道理，但就是誰都不服誰？既然如此，那朕就決定從爾等當中任選一人來兼任‘工部尚書’如何？但必須得保證完成朕所交代的任務！”
“呃……不知皇上有何指示？臣等定竭盡所能，肝腦塗地，在所不惜！”眾臣工覺得這又是一個好機會。
“哈哈，你們都想身兼數職？那好！朕就給你們一個機會！”崇禎帝忽然似笑非笑道：“朕明年不僅要掃平遼東，而且還要掃蕩蒙古。作為新一任‘工部尚書’，你們肩上的擔子很重，若貽誤戰機，則唯法試問？”
“工部尚書”雅稱“大司空”，乃古代官職名。隋朝確立了“三省六部制”，工部是古代中央六部（吏、兵、戶、禮、刑、工）之一，掌管全國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運輸、官辦工業等，工部尚書為其長。
明初，“工部”下設總部、屯部、虞部和水部四屬部。洪武二十六年，改“尚書二十四部”為“二十四清吏司”，“工部”各屬部分別為“營繕清吏司”、“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職掌、設官仍前。
“工部”掌管全國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運輸、官辦工業等的大臣，明代正二品，清代從一品。工部尚書的職位相當於主管工業與資訊化部、農業部、水利部、建設部、交通部等的國務院副總理。
從唐朝開始，古代中國就一直沿用“行三省六部制”。到了宋朝就開始逐漸加強中央集權，尤其是南宋改之為“一省六部制”。最後到了明朝，皇帝乾脆廢除“三省”，直接領導“六部”：兵、禮、吏、工、戶、刑。
“啊？皇上？這……時間如此緊迫，恐怕……”眾位朝臣一聽就大驚失色，畢竟若單獨掃蕩遼東，或許還能長袖善舞地湊合，但要掃蕩蒙古草原，那難度可就大大增加了，至少戰馬問題和糧草供應就很難解決！
“哈哈，諸位。你們不敢拿自己的前程來做賭注了吧？那朕就點名了，嘿嘿。”話音一落，崇禎帝朱由檢便似笑非笑地環顧大殿，最後選定了位列朝班秩末尾的一名六品小官：“盧洪春接旨！朕命你為‘工部尚書’，即可走馬上任，不得有誤！”————“啊？皇上？微臣……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盧洪春受寵若驚。
盧洪春乃盧仲佃之子，祖籍浙江東陽。他官職不高，之前是禮部祠祭主事，在其他時空早就死了，但在這一時空，卻得催木匠關照，被皇帝老子安排到徐光啟身邊，協助訓練新軍，也好藉機歷練以堪大用。
由於宇宙乃多維時空構成，故發生在此時空之事未必不會發生在彼時空，而盧洪春字思仁，號東白，浙江東陽盧宅人。於明朝萬曆丁丑(西元1577年)考中“進士”，官至禮部祠祭司主事，死後贈“光祿寺少卿”。
其父盧仲田，於明朝嘉靖丙辰(西元1556年)中了進士，累官從二品之“廣西布政使”，曾參與抗倭、議救海瑞、捐資建孔廟等正義行動，影響其子人生價值取向，塑就了盧洪者嫉惡如仇、寧折不屈的剛烈性格。
盧洪春在萬曆六年(西元1578年)任旌德知縣。《旌德縣誌》有記載，盧洪春初任時鋤強扶弱，悉訪習滑橫行之徒，置之以法，最後複用寬，故民畏而見德。這說明盧洪春是一位好官，很善於治理一方百姓。
明朝萬曆九年(西元1581年)，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當朝宰相）下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但盧洪春在旌德縣推行過程中發現“一條鞭”法“便於官，不便於民；便於城郭，不便於鄉井；便於衝繁,不便於簡僻”。
於是，盧洪春就根據各地反饋，撰寫《時務論》一文，指出“一條鞭”法有“十不便”的缺陷，竭力反對此法在全國推廣實行。雖然從歷史發展角度來分析，盧洪春的此舉失之偏頗，但他憂國憂民之心可見一斑。
其實盧洪春的隊“一條鞭法”只擔憂，是因為朝廷為了方便收取賦稅，而降民間財富強行“貨幣化”，卻不知此舉大大方便了地主老財與官僚資本對百姓的深度剝削，甚至進化到了“金融資本”即“高利貸”是水準了。
加上明朝的貨幣已徹底“白銀化”，而民間富人為了財富不貶值乃至增值，就習慣於將大量金銀珠寶埋在地下藏好，只留少部分進入市場流通，於是造成“穀賤傷農”和“通貨緊縮”，間接引發朝廷財政危機，因為隨著白銀供不應求，朝廷就沒有足夠多“錢”來維持運轉，只好加倍壓榨百姓，最終官逼民反，葬送自己！
萬曆十三年(西元1585年)，明神宗因寵愛鄭貴妃，受不了“枕邊風”而以愛廢序。於是，明神宗就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並企圖造成子以母貴的事實，欲行“廢長立幼”之事。不過，有不少朝臣對此有不同意見。
盧洪春任當時任“禮部祠祭司主事”，職掌祭祀儀禮，誥敕冊立，也反對神宗此舉，並上奏《請並封恭妃疏》，建議皇帝儘早立太子，以防止兄弟爭奪皇位而釀成悲劇，於國本不利。於是，神宗採用了建議。
第二年(西元1586年)，盧洪春再次上奏《遣官代祭奏疏》，指出皇帝不應遣官代替自已祭祀宗廟，並提到“君主治理國家，應當朝競夕惕，謹慎小心；絕不能一方面縱慾於深宮燕閨之中，另一方面又用華麗精彩的詔令文章掩飾自已；
帝王應以江山社稷為念，不能圖一時之享樂而遺患無窮，以確保百姓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出現真正的太平盛世。”
因為盧洪春的《遣官代祭奏疏》直指時弊，切中了明神宗朱翊鈞沉溺酒色、荒怠政事的要害。於是，神宗皇帝大怒，施用廷杖大刑，革去了盧洪春的官職，並下令永不敘用，最終結束了盧洪春的政治生命。
在彼時空，盧洪春直到死才得以昭雪，其實是因為他為人太過耿直與負責，一點也不懂見機行事與拐彎抹角，當面讓皇帝老子難看，所以自己玩死自己！不過，在此時空，他因為遇到催木匠，才好運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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