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春社節，邵樹德親自來到了藍田縣的農村，躬耕！
與此同時，皇后也紆尊降貴，親自擠牛奶，示範！
帝后二人如此賣力表演，自然是向天下人表示農業生產的重要性。
同時，也為全新的農業生產模式背書——
至少在北方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畜牧業已經成了農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即便沒有完全執行三茬輪作制的農村，養殖牲畜的比例也大大增加。
這是草原—農耕二元制帝國所帶來的改變。
漢地與草原不再涇渭分明，農耕、畜牧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撐死了以哪種為主罷了。
農業產出的增加，令整個社會有了更大的餘裕來供養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
這是一個十分積極的進步，因為可以投入到藝術、科學、教育等領域的資源更多了。
社會的進步需要這些，人民的生活也需要這些。
同時，這也是一個煩惱。
從長遠來看，會引發人口爆炸。
當然，辯證地來看，世上萬物，多半有利有弊。
人口爆炸有其壞處，自然也有其好處。
春秋戰國時代，諸國林立。
一個人在本國犯了事，他可以逃亡到另一個國家。
有才能的人在這個國家不受重用，他可以換個國家，興許就發達了，樹挪死人挪活嘛。
在古典時代，大夏自有統治極限。
超出這個極限，便無法管理，運氣好點可以羈縻統治，運氣不好人家直接割據自立了，稱帝稱王，你能奈我何？
對一家一姓而言，這固然不是什麼好事，因為有人在挑戰你的權威。
但對普通人而言，如果還存在著第二個同文同種，文化習俗大同小異的國家，你就有了選擇權。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我跑到那個國家，語言、文字相通，習俗差不多，人種也差不多，毫不費力就能融入進去，開始新生活。
這個理論在後世被髮展為“擴張xx民族陽光下的土地”——可以不是同一個國家，但得是同一個民族。
以上這些好處，邵樹德沒有寫在《人口論》裡邊，但讀此書的都是人精，如何看不出來？
作為帝王，他都背叛自己的屁股，為你們考慮了，還想怎樣？
而隨著內務府、少府日夜不停地印刷，《人口論》這本書繼在高階朝官們中間流傳後，開始向諸道、州擴散。
讀到的人越來越多，意見自然也不少。
邵樹德要的就是這個。
辯經，給我辯。
辯多了以後，自然會形成相當的共識，《人口論》這本書的內容可以改，他不介意，只要說得有道理，符合實情即可，甚至就連名字都可以改。
他要讓移民成為統治階級腦海裡的一根弦，時刻繃著。
一旦某地人口稠密了，就由官方或私人組織移民，時間長了，說不定就有些成果。
如果中亞生活著千餘萬華夏子民，在本時空的後世，有可能被中原王朝統一，也有很大可能演變成另一個國家。
對百姓、士人來說，這不是壞事，唯一受損的可能就是皇室了。
因為他們存在著一個競爭對手，雖然對手的實力較弱，但依然會讓他們有所顧忌，無法肆意亂來，因為本國人民可能會用腳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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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很快一晃而過。
三月初一，大朝會結束後，邵樹德召集政事堂、理蕃院、南北衙官員，在延英殿舉行問對。
“室韋諸部有些受不了了.”
他將一份軍報放在御案上，說道：“都議一議，該如何處置.”
原遼東道學政、現理蕃院副使、已經年近七旬的種覲仙欲言又止，他其實不想討論室韋，他想和聖人辯一辯有關人地矛盾的事情。
聖人這書，不太符合他的胃口。
因為他擔心那些移民出去的人無法管教，無法無天，朝廷也沒法收取賦稅，徵發役徒，屬於白白流失人口。
“陛下，或可仿女真舊例，將室韋牧地劃分一下，各置都督、刺史.”
楊爚說道。
“理由呢？”
邵樹德問道。
“室韋並不是被打服的，而是受不了騷擾後，主動來降的，本身實力猶存。
此其一.”
楊爚說道：“室韋二十部，已有多部來降，各有封賞，舊例在此，不好更改，此其二.”
“不妥.”
還沒等邵樹德說話，種覲仙立刻發言，只聽他說道：“臣在遼東多年，深知其富饒本貌。
黑土地攥一把，都能出油。
即便是寒冷無比的鄚州等地，一年種一季小麥，畝收都能上兩斛，比中原高出太多。
而室韋近在咫尺，如果放任自流，數十年後，又成災患，屆時還得動兵，反而不美。
不如這會就一步到位，做到底，做到頭，仿磧南、磧北舊例，各部落只置夷離堇，劃分草場，不得越境。
可敦城又近在咫尺，可派佐貳流官協助夷離堇深入治理，加強控制.”
楊爚聞言，拱了拱手，沒說什麼。
其實，他也有點猶豫，想一步到位。
但這樣一來，勢必爆發大規模戰事，給阿保機機會。
今年朝廷是怎麼逼迫各部來降的，他十分清楚——
王師蕃漢兵馬三萬有餘，帶著五萬匹馬出征，至遼東後，又征馬五六萬匹，分作數股，擇水草豐美之地牧馬。
馬兒膘肥體壯後，就大舉出擊，持續騷擾。
尤其是春天的時候，草原牧民忙碌異常，有幹不完的活計。
偏偏此時馬兒瘦骨嶙峋，正是一年中馬力最低下的時候，故屢吃敗仗，不得不舉族跑路。
但一跑路，損失就大了，被這麼整整搞了一年後，便有人試探性投降了。
“陛下，種夫子難得不糊塗，這次說得很有道理.”
李唐賓大大咧咧地說道：“管他怎麼想的？先打一頓，打完就老實了，你說什麼他都肯。
太子用兵不差的，也善於鼓舞軍心士氣，依我看，趁著這會草原天寒，牛羊馬兒掉膘，再給他們來一下狠的，一個個就不敢齜牙咧嘴了.”
邵樹德哈哈大笑。
武夫講話就是直接，也非常自信。
太子帶的三萬多兵馬，有兩萬兩千是禁軍，目前看來戰鬥力並未墮落，依然非常勇猛。
至少，中小規模（數百騎、數千騎）的交戰中，打得室韋抱頭鼠竄——大規模的戰鬥不是不想打，而是人家不給你機會。
“練兵嘛，讓兒郎們練練也行，省得忘了怎麼拼殺.”
任遇吉也同意李唐賓的看法。
就武夫們來說，他們還是非常注重軍隊的戰鬥力的。
禁軍是全國武力的巔峰集合，時不時上陣廝殺一番，確實可以有效防止他們的墮落。
如果禁軍戰鬥力不行了，他們在朝堂上的話語權就要弱了，這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陛下，臣亦覺得可以更加深入控制室韋諸部.”
南衙上院樞密使朱叔宗說道：“遼東不是以前的遼東了，十二州六十六縣，戶口近百萬，還有十四萬餘戶部曲，盛產稻米、小麥、糜子、大豆、鰟頭，如果算上安東府，幾可動用七萬五千府兵，咱們的本錢很雄厚，沒必要對室韋人客氣.”
“陳卿、趙卿、杜卿，你們怎麼看？”
邵樹德轉向沒怎麼說話的政事堂諸位宰相，問道。
“臣附議.”
資格最老的陳誠說道。
他一說話，其他人自然也沒有反駁。
“那就這麼定了.”
邵樹德做出了決定，隨即又看向眾人，問道：“遼東開發二十年，現在知道移民的好處了吧？若沒有這二十年的經營，現在朕就只能捏著鼻子，認可室韋人的這種假投降。
給他們封官許願，讓他們別再叛亂了.”
“另者，想想看吧。
遼東這近兩百萬人若放到河南、河北，該造成多大的麻煩？”
他又說道：“搶水、爭地，人也吃不飽，長不高，最後互相廝殺，才能減丁。
但在這個過程中，衣冠輩又會有多大損失？”
遼東道近兩百萬百姓，只佔用了三個進士科名額、一個農科名額，卻養了六萬五千府兵，年產數千萬斛糧食，還有取之不盡的魚肉、乾草、藥材、獵物。
近年來甚至開礦冶鐵、鍊銅，戶部還去開辦錢監，渤海商社也在持續給大夥分紅。
最重要的，給向外移民——或者說殖民——打了個樣。
這一樁樁的好處，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來。
“有些事，朕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邵樹德繼續說道：“不是朕恐嚇爾等，不出百年，爾等孫子輩還在世時，就能看到河南、河北、河東、關中等地人煙稠密的樣子了，比前唐天寶年間還要多，甚至多得多。
有些學問，事關諸位身家性命，家族延續，難道不應該成為顯學嗎？難道不應該讓全天下的衣冠士人都瞭解、都學習嗎？”
“陛下.”
種覲仙想要反駁，但又覺得聖人的話有幾分道理，一時間只能說道：“陛下所著之書，道理固然振聾發聵，但內容過於淺顯、單薄，若想令其上升為經學，恐還有所欠缺.”
“這不是要你們辯一辯嘛.”
邵樹德笑道：“此書還需天下士人替朕完善，或可為正經之一.”
大夏的科舉制度承自唐代，進士、明經學子理論上要考兩大經（《禮記》、《左氏春秋》）、三中經（《毛詩》、《周禮》、《儀禮》）、四小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總共九部“正經”——重要性從大到小，依次排序。
《論語》、《老子》、《孝經》等歸類於“雜經”，只能說基本不考，偶爾會有一些題目來自這些書。
明清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之中，四書不在考試範圍以內，五經之中的《禮記》、《春秋》在唐代算是“大經”，《詩經》是“中經”，《尚書》、《周易》是“小經”。
仔細看來，差別還是很大的。
因為隋唐時期，並沒有“四書”的說法，這得等理學宗師朱熹出名以後才行。
從考試重點可以判斷，唐代士人與明清士人的三觀肯定不一樣，因為他們讀書的重點就不一樣。
或許是李世民提倡“以史為鑑”，唐代九部“正經”中居然搞了三個版本的《春秋》，實在驚人。
《春秋》這本書，怎麼說呢，大體是關於魯國的歷史。
同時代其他國家也有史書，比如晉之《乘》、楚之《檮杌》。
《乘》被秦始皇燒了，《檮杌》業已亡佚，只有《春秋》完整地傳承了下來。
再加上百家學說之中，儒家最終勝利了，那麼《春秋》自然作為經典，納入教材範圍之內。
只是，有沒有必要搞三個版本？
邵樹德暫時不想過分刺激儒家文人，因為對他們還有大用，但三部《春秋》去掉兩部，塞入自己的私貨，不過分吧？
畢竟每朝每代，欽定教材並不完全一樣，作為開國之君，是有這個資格指定教材的——朱元璋不就欽定四書五經為考試範圍麼？北宋可不是這麼考的，《論語》、《孟子》在那會還是“兼經”，並非“大經”。
如果最終能達到目的，邵樹德覺得可以算作“贏”。
種覲仙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
在他看來，九部正經中，《春秋》去掉《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是可以接受的。
哪怕替換進來的是聖人力推的“新經”，那也是“小經”，不傷根本——在如今這個世道下，也可以算是“贏”了。
大家都贏，雙贏，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