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勸學育才，必求為我（我朝）所用，輔我（我朝）風教，設使（教授）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
使天下賢俊，翕然（一致）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左之器。
故臣以為……
傍晚時分，范仲淹連晚食都顧不上吃，一直呆在書房，頗有札子不寫完，不休息的架勢。
縱觀范仲淹過往的履歷，對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雎陽書院求學的那段日子。
雎陽書院與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併成為北宋四大書院。
（ps：四大書院之所以出名，其根本原因還是天子的關注，白鹿洞書院於太平興國（太宗）年間，得賜國子監本《九經》
嵩陽書院於至道年間（太宗），得賜匾額‘太室書院’及國子監本《九經》
嶽麓書院於鹹平年間（真宗）得賜國子監本《九經》，大中祥符年間又得御賜匾額
雎陽（應天）書院於鹹平年間得賜匾額
皇權社會嘛，天子就是最大的變數，其他書院不是不夠優秀，只是名聲不顯，只在當地有名，如嶽麓書院，是在得御賜匾額後，才聞名天下的）
因此，范仲淹上書的札子，其中很多內容都是參照雎陽書院得來的。
不過，雎陽書院現在應該稱‘應天書院’。
雎陽書院坐落於宋州宋城縣，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感念宋州是太祖的‘龍興之地’。
於是下詔將宋州升格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應天府再次升格，成為大宋的陪都，始稱‘南京’。
雎陽書院的前身為南都學舍，創立於後晉（五代936-946）時期，由當地的名士楊愨（que四聲）創立。
起初，南都學舍只是一間很小的私塾，直到得到了當時的某位官員資助，這才日益發展起來。
同時，南都學舍也繼承了唐代麗正書院藏書的傳統，建起了一間藏書千餘卷的藏書樓。
（類比到現在，大概相當於藏書百萬的大型圖書館）
不過，真正令南都學舍聞名天下的乃是楊愨的弟子——戚同文。
戚同文生於唐末，彼時天下烽火不休，位於中原腹地的南都學舍，更是四戰之地。
有感於天下動盪，生靈塗炭，戚同文不願出仕為官。
當然，戚同文的內心是渴望一統的，因為國家一統，老百姓才能過上安定的日子。
其實，戚同文字名並不叫‘同文’，這是他後來改的名字，其中的含義也很直白。
同文取自‘書同文’。
在戚同文的掌管下，雎陽書院先後登第五六十人，其中最知名的登基者當是淳化三年的狀元孫何。
（ps：這個是指書中的時間，現在的范仲淹還沒有聞名天下）
自此，雎陽書院名動天下。
雖然范仲淹求學時，戚同文已然故去，但書院中的絕大多數規章制度皆是戚同文留下的。
而戚同文亦是對范仲淹影響最大的那個人。
雎陽書院的學風便是‘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出自孟子），這也是范仲淹寫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源頭。
毫無疑問，范仲淹絕對是雎陽書院最傑出的弟子，他繼承了戚同文的遺志，並將其發揚光大。
月上中天，范仲淹終於停下了筆觸，一封兼具文辭和實用的札子，新鮮出爐。
在這份札子裡，范仲淹由淺入深的概述了一間官學該如何運作。
首先，最重要的當是山長（院長）。
蛇無頭不行，一個好的山長，足以為一座書院定下成功的基礎。
其次，山長終究只是一個人，肯定無法照顧到方方面面，理應配上幾名助教，協助山長打理書院日常的雜物。
同時，教授的人員也很重要，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
最後，雜役人員雖然很不起眼，但一所書院能不能行之有道，離不開門房、齋夫、火夫等人的協助。
當然，以上只是制度方面的。
一所書院，除了良好的制度，還離不開財力物力。
沒有經濟基礎，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樓閣。
在這一點上，范仲淹借鑑了白鹿洞書院和應天書院的經驗，提出創立‘學田’制度。
由朝廷賜下學田，然後將土地租賃給其他農民耕種，其中的產出主要用於維繫書院的開支。
官方賜予學田，並不是無例可循的。
早在南唐時期，白鹿洞書院就得到了朝廷的資助，是學田制度最早的雛形。
同樣的，應天書院的部分學田，亦是由宋廷親賜。
如今，范仲淹只是將其單獨提出，希望朝廷能夠以兩大書院為例，推行天下。
畢竟，田地是固定資產，有了田地，書院才能立下基業，不用寄希望於富戶偶然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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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子的最後一項內容，是關於藏書的，這也是范仲淹著重提及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