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旗鼓的權威性,吳起曾有如下的論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

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

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

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對此,戚繼光在其《紀效新書·耳目篇第二》中說的更加明確:“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

如某色旗幟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令。

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

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

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

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止,便往水裡火裡,也要前去。

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嗚不止,也要依令退回。

若是這等大家共作一個眼,共作一個耳,共作一個心,有何賊不殺,何功不可立!”那麼,將帥是如何使用旌旗金鼓來實施指揮的呢?吳子所說的“凡戰之法,晝以旌旗幡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

麾左而左,麾右而右。

鼓之則進,金之則止”,只是就最基本的情況而言,實際作戰所要傳達的命令,顯然要複雜得多,這就需要有很多的細則,才能將複雜的命令透過旗鼓準確地傳達給全軍將士。

就視覺訊號而言,旗幟和燈火本身便具有不同的顏色的形狀,再加上揮動的手法各種各樣,由此便構成了複雜的命令系統。

現在我們以五軍陣為例加以說明。

在中國古代的編制中,一般以五五製為單位結構,部分也出現三五制的結構。

其中,每一級單位,都有自己相應顏色的旗幟為標識。

一般而言,紅、黑、藍、黃、白分別代表前、後、左、中、右。

下一級單位,則以不同的鑲邊來區分。

在中軍大旗的周圍,設有與各部相應的五色旗幟。

主將若傳令於某支軍隊,便樹起與這支軍隊相應顏色的旗幟,受令部隊見到旗號後,也樹立本部旗幟,稱作“應旗”,本部全體官兵應立即做好準備,等待命令。

以此類推,將令便一級一級地傳遞下去。

如果要向全軍下達命令,則五色旗全部樹起,各部均要“應旗”,進入待命狀態。

指揮旗幟有樹、點、磨、偃多種手法。

樹,正如前面所言,是要求相應的部隊進行待命狀態,聽候命令;點,是指旗幟向某一方向搖動,要求相應的部隊向該方向前進或攻擊;磨,指旗幟作旋轉狀揮舞,要求相應的部隊改變方向,轉身行動;偃,即放倒旗幟,要求相應的部隊進入隱蔽狀態。

部隊前進時,前哨配備高招(一種旗杆很高的旗)一副,五色小旗一副,用以向中軍傳遞情報並接受命令。

如遇見樹林則舉藍旗,水澤舉黑旗,發現敵人兵馬舉白旗,高山險阻舉黃旗,煙火舉紅旗。

如果前進無阻,便以高招旗報告道路情況,其含義是:舉一面旗時,表示道路狹窄,只能單列行軍。

舉二面、三面、四面,分別表示道路情況可供二列、三列、四列行軍。

若五面旗皆舉,則表示道路寬闊,全軍可以自由行軍。

發現敵人時,還要具體報告敵情,其方法是採取磨旗的辦法,敵眾則磨藍旗,敵少則磨白旗,敵急則磨紅旗,敵緩則磨黃旗,已無路可行非接戰不可則磨黑旗。

磨旗的方向,表示敵人所來的方向。

中軍接著彙報後,根據情況定下決心,然後發出應敵的命令。

夜間用燈,與旌旗的情況相類似,只不過由於其形制和手法的限制,傳遞的訊號相對要簡單一些。

旗的指揮功能到現代依然沒有完全喪失。

在炮兵部隊,由於炮聲轟鳴,無法聽清口令,所以仍然用旗來進行指揮。

海軍艦隊中,以旗語來傳遞資訊、實施指揮也是很常用的手段。

旗之作為通訊指揮工具,可謂源遠而流長。

與旗幟相似,擊鼓也有許多變化。

《司馬法·嚴位》將戰鼓分為七種,即“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腳”。

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只是這七種鼓的作用分別是:指揮旌旗開合,指揮兵車、騎兵、步兵前進,指揮兵器使用,指揮隊形和軍隊的起坐(當時的戰術動作之一)行動。

一般而言,擂鼓表示前進,鼓聲急便要急速進軍,鼓聲緩則速度放慢,如鼓聲不止便是要展開攻擊。

《吳子兵法·治兵》:“一鼓整兵,二鼓習陳(同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

這顯示是指平時的訓練而言的。

及至戰陣指揮,情況自然要複雜得多。

鼓的指揮功能在先秦以後有所退化,除了擊鼓進軍外,已難看到更多的變化。

當時只作為停止或撤軍訊號的金類聽覺器物,變化則越來越複雜,成為主要的指揮手段之一。

通常所說的“鳴金而退”,只是金作為指揮訊號最常見的一種。

一般情況是,鳴金一聲,停止行動;鳴二聲,各自退回原處,鳴三聲,轉身向反方向前進。

此外,金類器物根據吹奏時音節的長短、發聲次數的不同等,再與號角、號炮等相配合,可以形成相當複雜的命令系統。

在此,我們以明代戚家軍為例加以說明。

凡吹嗩吶,是集合各營將到中軍議事,商量軍務;凡吹喇叭,第一次要是通知火兵做飯,其他人員收拾武器行裝,第二次開飯,第三次出發;凡吹“天鵝聲”(即喇叭吹出長聲),是要士卒齊聲吶喊;凡吹“擺隊伍聲”,所有車、步、騎兵一齊停止,原地展開隊形,列陣準備迎敵;凡吹長聲喇叭,同時放銃(這裡指用作號炮的火銃)一次,磨旗,表示軍隊要改變行進的方向,各部隊看磨旗所示的方位,調整前進的方向;凡吹哮羅,是要休息中計程車卒起身,再吹一次,則騎兵上馬,車兵附車,步兵操起武器站立整齊;凡列隊以後吹喇叭,是要部隊稍事休息,再吹時,車、步、騎兵要一字列開陣形,準備作戰;凡打鑼,是要騎兵下馬,車兵下車,再打時,是要全體將士就地休息;下營後豎黃旗,擂鼓,是要士卒出營汲水、砍柴、放馬;凡打鈸,是要士卒歸隊,再打時,是要小隊變大隊。

由此可見,金類聽覺指揮系統在軍隊指揮中確實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這一指揮手段,一直到現代軍隊中依然保留著,最常用的便是大家都熟知的軍號。

紅軍建立後,曾創造了一套與國民黨軍截然不同的司號命令系統,使得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軍對國民黨軍的軍號所表達的含義瞭如指掌,而國民黨軍對我軍的軍號則一無所知,這對於我軍取得“反圍剿”作戰和紅軍長征的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號炮分多種型別,比較複雜,戚繼光作了如下介紹:“升帳炮三舉即鳴金,大吹打。

升旗炮一舉即擂鼓,鳴鑼,升旗。

肅靜炮入場發放後,三舉要肅靜,聽下營。

吶喊炮每一舉,喇叭吹天鵝一聲,吶喊一聲。

常時三舉止,臨陣不拘,金嗚乃止。

開營炮一舉即聽,點鼓便開營行。

分合炮一路一舉;欲分幾路,為幾舉,無定數。

舉畢看旗幟,依數分之。

合營同。

閉營炮三舉即大吹打,閉營門。

定更炮遇夜,擂鼓畢,一舉,喇叭吹天鵝聲。

變令炮凡正行之間,欲別更號令,隔遠恐失視,故先舉炮。

聞炮,前令即止。

專心傾耳,聽新起何令,照行.”

由此可以看出,利用這套複雜的旌旗金鼓系統,將領確實可以將命令及時、準確地下達給部隊執行。

戚繼光曾說過:“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戰百勝者.”

正是依靠旗鼓的指揮,歷代將帥才能保證軍隊的行動統一,進而獲得作戰的勝利。

因此,一支軍隊要想在戰場上發揮處最強的戰鬥力,各部之間配合默契,主將能夠指揮的得心應手,健全精確的指揮傳訊系統是必不可少的。

沈墨在軍中建立的指揮通訊系統,雖然也做了許多精簡,讓軍官和士兵們掌握使用起來更加方便,但是依然需要經過大量的練習才能的熟悉,在戰場上才能夠準確地傳達命令,各部才能更好的執行軍令,達到破敵的目的。

這些蘇族戰士,他們在以前的狩獵和戰鬥中,雖然也有戰旗,也會使用野獸的骨頭製作號角,但是卻相當的簡陋。

規模越大的軍隊,指揮系統就越龐大複雜精密,更需要認真操練。

除了熟悉戰場通訊系統之外,還要讓這些蘇族士兵們進行乘船訓練。

這些人以前幾乎都沒有坐船的經歷,日後行軍經常需要乘坐水師的戰船。

如果每次坐船都暈船的話,到時候雙腿發軟,戰鬥力自然大打折扣。

所以要讓他們多多訓練,提前適應,確保大多數人都不再暈船之後就算是達標了。

暈船跟暈車一樣,經常坐車就逐漸不會暈車了。

還有很多人原來坐車的時候暈車特別厲害,但是一旦自己成為司機開始開車以後,就再也不暈車了。

這邊如火如荼在訓練的時候,那邊沈墨派出的三人使團也抵達了博卡拉城。

他們見到了博卡拉城的市長羅納德還有駐軍指揮官傑西少校,告知了他們帝國軍要和蘇族聯軍要求和英軍決戰的事情。

羅納德大吃一驚,傑西驚慌失色。

他們終於意識到了沈墨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單純的來博卡拉城打秋風,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要佔領博卡城,之前的一切都不過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服務的。

而且沈墨選擇的決戰地點就在博卡拉城外,顯然是要將博卡拉作為這場決戰的籌碼。

這場仗不過輸贏如何,最後倒黴的都他們。

而且輸的可能性還很大,因為他們早都見識過了沈墨的軍隊戰鬥力有多強。

所以他們對於英軍能取得勝利基本上不抱太大希望。

如果這場戰爭輸了的話,他們兩個的市長和駐軍指揮官也到頭了。

從他們內心來講,根本就不想打仗。

但是這件事根本不是由他們說了算的,甚至也不是由他們的總督威爾遜說了算的。

沈墨顯然已經打定了主意要發動這場戰爭。

現在來派人下戰書,沒有直接開打,就已經是非常的富有騎士精神了。

威爾遜如果答應決戰,還有一絲保住博卡拉城的機會。

他如果不敢決戰,那博卡拉城就會徹底從大英帝國的手中失去了。

所以,與其說對方是來邀請決戰的,不如說根本就是單方面的通知。

甭管你來不了,這博卡拉城我是要定了。

兩人心中無比苦澀,但是卻沒有辦法,只能一面好好招待山雀等三人,一方面急忙派人去通知遠在洛杉磯的總督威爾遜。

威爾遜收到訊息勃然大怒,但是最終也只能是無能狂怒。

因為他沒得選擇。

如果他敢不答應,就等於直接放棄了博卡拉城這樣一座大城。

那他這個總督也就等於當到頭了,而且以後肯定還要面臨牢獄之災。

但是他答應也不是辦法,因為一來對方手中的火槍比英軍的要先進,二來他沒有足夠的兵力。

雖然其他殖民地也有一些駐軍,但是如果抽調過來的話,就會造成其他殖民地的防衛空虛。

就算這邊打贏了,其他地方如果有閃失的話,那也是他同樣不能接受的。

唯一的好訊息是,在幾天前剛從國內來了一支五千人的軍隊,帶隊的指揮官是皮爾斯准將。

據說這支軍隊裝備的全部都是國內最新制造出來的火槍,這讓威爾遜總督能夠安心不少。

聽說皮爾斯准將還是一位很受女王陛下欣賞的將領,如果由他來指揮這場戰鬥的話,說不定會有贏得希望。

於是,威爾遜找來了皮爾斯准將,告訴他這件事。

皮爾斯准將剛來新大陸,還擔心沒有立功的機會,沒想到這麼快就有了。

信心滿滿地告訴威爾遜總督,說自己一定可以乾脆利索地擊敗這些挑釁和藐視大英帝國的敵人,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威爾遜儘管很欣賞皮爾斯准將的勇氣自信,但是還是提醒他要小心些,因為這次的敵人並不簡單。

但是皮爾斯准將卻認為威爾遜總督因為一兩次的小小失敗就對敵人產生了畏懼之心,所以才會這般謹慎。

他讓威爾遜接下敵人的戰書,並且自告奮勇說自己會帶著剛到新大陸的五千大英帝國計程車兵前往博卡拉城,擊敗敵人,保衛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捍衛大英皇家陸軍的榮耀。

威爾遜看他信心滿滿,也就不再多說,任命他為這次戰鬥的總司令,號令所有參與這次決戰的部隊。

甚至他還咬著牙將自己的衛隊一般的人都交給了皮爾斯率領,還從其他幾個大的殖民地抽調了一些軍隊,加上皮爾斯帶來的五千人,總共湊齊了一萬人。

皮爾斯雖然是各准將,但是第一次指揮上萬人的軍隊,一時間也是志得意滿,信心百倍。

威爾遜總督帶著皮爾斯准將一起來到博卡拉城接受了沈墨的戰書,雙方約定好了決戰的時間,然後山雀等人告辭離去。

沈墨知道威爾遜收了戰書之後也一定都不意外,因為他知道威爾遜沒有選擇。

到了決戰前夕,沈墨親自帶著三千漢軍和兩千蘇族聯軍以及一千名民夫乘坐水師戰場,來到了博卡拉城外,開始了與上萬英軍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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