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虛驚過後，李牆的生活便終於漸漸平淡了下來，除了每隔幾天都按照約定，透過特定的頻段嘗試與失聯的俞梅聯絡幾次之外，幾乎就是單位，遊船兩點一線，單調而且平淡。
此時的杭州，由於緊鄰上海，距離南京也不算太遠，不但交通方便，而且日軍兵力又相對薄弱，自然而然就成了軍統和紅黨地下組織秘密活動的重要據點，抗日反偽力量發展迅猛。
而這，也是汪精衛最終同意將華東剿匪總司令部設在杭州的最終要的原因之一。
故而錢虎翼走馬上任以後，首要任務，就是要清剿這些反日抗偽組織。
而皖南事變的爆發，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天賜良機，在他看來此時的紅黨與國民黨之間已然貌合神離，勢同水火，只要巧施離間計，就能取得相當不錯的效果。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只猜中了開頭，卻沒有猜到結局。
儘管錢虎翼的離間挑撥之計大獲成功，使得剿匪大隊屢立新功，在杭州及其附近城鎮大搞清剿，致使國紅兩黨的地下組織一度損失慘重，但也正因此，錢虎翼本人與其部隊也成了兩黨地下組織共同的敵人，以至於雙方都不約而同地想要置之死地而後快。
時間來到正月十四，元宵節的前一天，這天晚上，李強正準備再次嘗試聯絡已經失聯將近快一個月的俞梅，門外便突然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緊接著阿誠便推門走了進來興沖沖地說道：“阿牆，快來看看誰回來了？”
話音未落，一個風塵僕僕的身影便走了進來，赫然竟是俞梅！“杭州區俞梅，請求歸隊！組長，我回來了！”
此刻整個人已經消瘦了好幾圈的俞梅勉強擠出了一絲微笑，有氣無力地輕聲說道。
此話一出，李牆先是一喜，但緊接著便又猛地把臉往下一沉，面色嚴肅地對她說道：“未經請示，擅自行動，俞梅同志，你還真是一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啊！”
然而面對李牆的嚴厲批評，俞梅卻並沒有做任何解釋，而是默默地從懷裡掏出了一沓染血的譯電紙，顫抖著遞到了李牆的面前。
李牆接過一看，便不由得大吃了一驚，那些譯電紙每一張都記錄著同樣的一段電文：中原局急電，電令所有潛伏小組立刻派一名交通員攜帶電臺進入皖南地區尋找新四軍軍部，務必儘快重新建立聯絡，目標優先順序高於一切，不計代價！看到這，李牆連忙又數了數，記錄著同樣內容的電文紙一共有八張，而除了最上面署有俞梅名字的那張以外，其餘的七張幾乎每一張都不同程度地沾染著鮮血。
南京區嶽士傑，上海區袁東軍，嘉興區郭曉，鎮江區陳蓮……看著那一個個被鮮血染紅的名字，李牆的眼睛便不自覺地溼潤了，這些名字的背後，都是一條條不懼犧牲，向死亡發起衝鋒的鮮活生命。
或許他們也知道，這麼做意味著什麼，也清楚地明白，他們這樣的壯舉也許永遠也不會為他人知曉，但他們最終卻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義無反顧！小心翼翼地將那些電文紙收好之後，李牆才從俞梅斷斷續續的講述中瞭解到了她這段時間的經歷。
就在俞梅帶著電臺好不容易混進了一支商隊，穿越了頑軍的封鎖進入包圍圈內之後不久，就遭遇了炮擊，結果藏在箱子裡的電臺就好巧不巧地被炮彈給炸燬了，商隊裡的人死的死跑的跑，直接就地散夥。
無奈之下，俞梅只好冒著被炸的風險儘可能地收集了足夠多的乾糧，一頭鑽進了山林之中。
大約又過了三天，才在一個山溝裡遇到了一支五個人的隊伍。
儘管一開始雙方都很小心謹慎，但是很快便互相確認了身份，俞梅這才知道，這隻隊伍也是臨時組合在一起的，領頭的姓李，官銜最大，另外還有一位姓餘的主任和一個姓錢的處長，以及兩個教導隊的下級幹部。
接下來一行人又輾轉隱蔽了好幾天，有時也能遇到一些新四軍流散人員，人數時多時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國民黨鄉、保武裝的搜捕，終未合群。
可即便如此，俞梅手裡的電報紙卻依舊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增加，同樣的她也是在這個時候打聽到了明鏡遇險的訊息。
原本俞梅是打算立刻返回向李牆彙報的，但是隊伍裡除了她之外全都是男的，很容易成為頑軍的搜捕物件，於是便只好讓拜託小王代勞，並且還將自己的通行證給了他。
就這樣，俞梅便跟其他人一起在涇縣山區隱蔽到了1月的下旬，這才與一戶同情新四軍的當地農民取得了聯絡，白天潛伏在樹林裡，晚上則悄悄地到該農戶家裡吃晚飯。
此時已接近農曆新年，參戰的國民黨軍隊絕大部分都已奉命回撤原防。
眾人這才商量，一直在山裡待下去恐非長久之計，還是要設法儘快出去與上級取得聯絡，向黨中央彙報此次事變的詳細情況。
餘、錢二人擬從寧波經上海去蘇北到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面見劉先生；李長官則決定經經桂林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面見周先生；剩下那人則表示想返回福建原籍。
於是一行人便先經太平縣南下屯溪，然後在屯溪分手各奔東西。
儘管途中兩次遇到在行軍路上臨時休息的國民黨軍隊，但所幸全都有驚無險，矇混過關。
第三天傍晚，一行人才趕到潛口鎮，由於沒有通行證，不敢到旅館住宿，只能住在鎮外的小茅店，儘管有俞梅陪同隨行，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斷出他是皖南事變打散的新四軍。
幸虧新四軍在皖南經營三年，口碑甚好，故而店主不僅沒有當面說破，更沒有為難他，相反的，一行人還在店主的掩護和幫助下，既解決了食宿，又成功花高價搞到一張從潛口到桂林的通行證。
有了通行證，在國統區基本上就可暢行無阻了。
那位店主後來又幫眾人僱了一輛去屯溪的車，臨分手時店主才笑著當面揭開眾人新四軍的身份。
聽到這，李牆的眼睛就是一亮，要知道此時的屯溪不但地處後方，還是徽州府治所在地，從上海、南京、杭州、蕪湖等地躲避戰亂的達官貴人均麇集於此，再加上蘇浙皖邊各級戰時流亡政府機關林立，呈現出一派畸形的繁榮，甚至有著“小上海”美譽。
而當初在幫明鏡轉移資產的時候，這裡就曾經一度成為了李牆的首選，但是這樣的好地方自然也是重慶方面重點防範的區域，而防範的主要物件自然就是紅黨了，甚至防範的力度比日偽的奸細還要大。
想到這，李強便連忙問道：“等一下，你說你們去了屯溪？那邊的情況怎麼樣？好好跟我說說.”
儘管覺得有些奇怪，但俞梅卻還是仔細回憶了一番之後，才開口說道：“屯溪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熱鬧，街上到處都能看到衣著光鮮，來來往往的富人，街道兩旁的店鋪一間挨著一間，一點都看不出正在打仗的樣子.”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屯溪真不愧是ah的‘小上海’，連租界裡醉生夢死的那一套都一樣不落地通通照搬了過去，還真是一點記性都不長啊！”
說到這，李牆稍微頓了頓，然後才繼續問道，“到了屯溪之後呢？”
“到了屯溪之後，餘、錢二人便買了去寧波轉上海的船票，剩下的那個下級幹部當天就坐上了返回原籍的汽車，而我則跟那位姓李的長官偽裝成了販賣茶葉的行商，一路從屯溪乘汽車到金華再轉火車，輾轉抵達了桂林。
可到了那我們才得知，原本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的主任克公同志，早在事變發生，國內形勢驟變之後不久，就已於1月20號奉命撤回了重慶，而其餘兩個與李長官熟識的人也都轉移到了香港，幾經輾轉之後，才總算與一個老朋友取得了聯絡，算算日子，他現在應該已經平安抵達香港了.”
聽到這，即便是李牆和阿誠，也不免對俞梅這一番堪稱傳奇的經歷讚歎不已，而在讚歎之餘，也不免心生敬佩，於是便連夜將整件事的經過整理成了一份長長的報告，上報給了中原局。
毫無意外，這份報告立刻引起了中原局領導的高度重視，甚至還為此專門派了一個特派員過來了解情況。
儘管基於保密原則，李牆並沒有直接跟那個特派員接觸，但還是透過書信的方式，用了整整三天的時間，才讓那個特派員完完整整地瞭解了整件事情的經過。
然後才在第四天一早，帶著那份詳盡的報告和那八張染血的電文紙回到了中原局。
可就在這一天，特派員前腳剛走，杭州城便突然毫無預兆地全城戒嚴了。
一開始李牆還以為是特派員的身份暴露，導致了全城戒嚴，還在辦公室裡暗自慶幸。
然而沒過多久，海棠便急匆匆地闖了進來，告訴了他一個驚人的訊息：錢虎翼死了，而且全家上下幾十口無一倖免！儘管李牆一直對這句“多行不義必自斃”深信不疑，但也沒有想到那錢虎翼的報應竟然來得這麼快！要知道就在幾天以前，他還在軍官俱樂部裡大開慶功晚宴，為吳志國帶隊一舉搗毀了三個軍統秘密站點請功。
誰能想到短短几天的時間，那個還在洋洋自得，幻想著加官進爵的錢虎翼竟然就這麼突然地被人給幹掉了！經過多方打探，李牆這才打聽到了一些訊息，說是那天深夜，有人潛入裘莊後院，把當時住在兩棟小洋樓裡的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少，一個不剩，統統殺了個精光，而後又在西樓放了一把火，不過正是由於這把火，才引起了外面守衛的注意。
結果雖然很快控制了火勢，但房間裡的錢虎翼卻早已經沒有了呼吸。
對於他的死，司令部裡除了吳志國之外，其餘人的反應都出奇一致地冷漠，就好像只是死了一隻阿貓阿狗一般。
倒是身為軍事顧問的森田大佐，又是下令戒嚴，又是搜捕緝拿兇手的，忙得不亦樂乎。
而就在錢虎翼離奇死亡的第二天，雞鳴寺方面就火速調來了一個名叫張一挺的傢伙來接替了錢虎翼的位子。
對於這個決定，森田大佐自然極為不滿，一邊向軍部表示抗議，一邊立即還以顏色，竟公然以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給秘書處的曹延定了罪，不由分說直接送去了中常會。
儘管此舉也遭到了包括日本軍部長官在內的嚴厲譴責，但生米已經煮成了熟飯，最終也只能是給了他一個嚴重警告的處分，就不了了之了。
而為了既不傷和氣，顧全大局，又能向森田表明態度，雞鳴寺方面並沒有繼續派人接替曹延的位置，而是索性將秘書處改了個名字，改成了侍從室，並且由新上任的張司令親自任命了一個叫白小年的年輕人擔任侍從官。
這場風波才算是平靜了下來。
而要說這司令部裡受錢虎翼之死影響最大的，卻並不是那個被送進中常會的倒黴蛋曹延，而是李牆！因為司令部裡的人都知道，原本錢虎翼正打算將總務科升級為總務處，連森田大佐那邊都已經打過了招呼，就等著年後宣佈了，可結果卻出了這麼檔子事。
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雖然總務處的事情泡湯了，但也間接排除了李牆的嫌疑，這倒是讓他有些哭笑不得了。
一晃又一個月過去了，這天下午，李牆正一如既往地在辦公室裡處理著總務科的公務，一個聲音便突然在門口響了起來，“喲！明科長，忙著吶？怎麼連門都不關呀？”
李牆聽了連忙抬頭一看，說話的不是別人，赫然便是機要處的處長金生火！